从《穹庐下的魔女》谈起——用奴隶制理解权力运作

2026年7月，Freiburg 德国

最近热播的动画《穹庐下的魔女》（日文：天幕のジャードゥーガル）在互联网上引发了对于其剧情的讨论：女主角作为奴隶，为何执着于为其被杀的主人向蒙古人复仇？这是否从逻辑和人性上说不通？但是我认为，从奴隶制在历史上运作的方式来看，女主角希塔拉的行为反而是合情合理的，并且这给了我们一个了解人类政治权力运作和奴隶制的窗口。

对没看过动画或者漫画的朋友，我先简述一下剧情，但在下文中我不会具体讨论更多的动画剧情：

人身依附作为奴隶制的逻辑核心：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当我们谈及奴隶制的时候，我们往往最先想到美国南方的奴隶制和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但是，历史上的奴隶制实践其实更加复杂。历史学家 Watson（1980）将奴隶制置于“封闭式”和“开放式”的光谱上。前者如美国南方和美洲殖民地的奴隶制，奴隶（几乎）不能被释放为自由人或赎身；后者却会逐渐将奴隶融入到主人的家庭或者社会中 —— 在这一代或者下一代，就可以摆脱奴隶身份。在动画中女主起初所在的波斯-伊斯兰世界，奴隶制就是“开放式”的：伊斯兰教鼓励奴隶解放，并且伊斯兰法理学上认为“自由是人类原始状态”（al-'asl huwa 'l-hurriya）（Ware, 2011）。如同在罗马和其他文明一样，奴隶被认为是“永久的晚辈”，是一种“孩童”。一个小插曲：在希塔拉和她的奴隶同伴阿妮丝被掠往蒙古的路上，阿妮丝教希塔拉作为奴隶的一个好处，就是不需要为自己负责。“奴隶的过错是由主人承担的，对主人的死亡也不需要有任何负罪感。奴隶就是不能为自己承担责任的人。”（大意如此）

因此，与其说奴隶制是关于“人”的所有权的问题，不如说奴隶制是个人对他人的不对称依附，以及社会意义上的死亡 (Patterson, 2018; Winnebeck, et al, 2023)。美国南方种植园奴隶制仅仅是奴隶制在历史上的一种极端表现。现代历史学家将奴隶制理解为人身依附的光谱：从 完全依附 到 完全独立。当一个人完全依附于他人而存活，那这个人就是奴隶；当一个人独立存活，这个人就是自由的。西塞罗就说：“自由不在于有一个公正的主人，而在于没有主人。”（Cicero: liberty "does not consist in having a just master (dominus), but in having none".）

在古代，进入依附往往是比个人自由更加保险的生存方式。西欧封建制度的底层逻辑即是，农民寻求地方武装力量——骑士领主的保护。农民支付劳役和兵役换取人身保护，同时也换取对土地和资本的使用权。相应的，领主也有一系列责任。近期的历史研究也发现，普鲁士农奴的生活水平可能往往高于附近的自由小农，同时农奴也有一系列合法权益不能受领主剥夺（Eddie, 2013）。在过去，奴隶的反面并不是现代的个人自由，而是处于某个亲缘关系群体中（kinship）（Snyder, 2010）。冒然逃离奴役或者离开群体，奴隶往往只可能被再次奴役。阿西莫格鲁在他的著作《自由的窄廊》（2019）中提到一个故事。在十九世纪，刚果人果伊（Goi）被掳掠为奴，在港口他被一名传教士赎身，但是果伊说：“我自由了，无论如何，他们就是这样告诉我，但是我不相信，因为我不了解自由的意义，认为我现在是白人的奴隶。我不想要自由，因为我只会再度被人抓去卖掉。” 

鲁迅总结中国历史时就说，中国历史只有两个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中国古代也说，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相比于乱世中个人直接遭受暴力蹂躏，想做奴隶都做不了的情况，在和平中依附他人做奴隶还是更具吸引力。清朝时期，能对皇帝自称”奴才“（Aha，满语）是一种彰显地位的行为，而非对个人地位和人格的贬损。从世界奴隶制和中国历史研究的成果来看，对普通人来说，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未必比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差。在《穹庐下的魔女》中，被蒙古人杀掉，和作为蒙古大汗的奴隶活下去，哪一个更好呢？

因此，希塔拉对原主人家庭的强烈归属感是可以理解的。她出身于被拐卖或者掳掠的奴隶，被奴隶商人委托给法蒂玛家接受教育。女主人法蒂玛一家教给她知识，并且在蒙古人的刀下保护住了她，临终前称她为“女儿”，已经在法理上解放了她，并且将她承认为了家庭成员。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作为奴隶的希塔拉可以接受教育？

奴隶作为最忠诚的合伙人

从历史背景上说，大规模的农业奴隶制在伊斯兰世界极为罕见，奴隶仍然主要被用于家务劳动和都市服务（Gordon, 2021; Ware, 2011）。动画中的希塔拉会接受教育，不仅仅是出于宗教道德的要求，也是基于普遍存在于历史上的奴隶制实践。

经济史学家 Dari-Mattiacci 与 De Oliveira（2021）的研究认为，相比自由劳动，奴隶劳动的两个特征是：1. 奴隶可以被惩罚，而自由劳工不能（但是想一想中国企业内的罚款，是自由劳工真的不能被惩罚，还是其实这些劳工不是自由人呢？）；2. 奴隶不能随意离开雇主（想一想现代的竞业协议和离职诉讼）。前者可以将奴隶大量用于简单劳动，就如同一般认为的奴隶制那样，因为惩罚的成本总是比奖励低。而后者意味着对奴隶进行培训、给予重要委托，反而是更加符合经济理性的，因为奴隶主可以完全占有这些技能培训的回报，同时奴隶的忠诚性由制度保障。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Fogel 和 Engerman（1995）也发现，美国南方奴隶制也会在城市劳动中使用黑奴，而非简单的农业劳动。后续的经济史研究也承认了这一点（Hilt, 2020）。

使用奴隶的复杂劳动可不仅限于复杂工艺相关的劳动。在古典时期的雅典，存在所谓“公共奴隶”，这些人由城邦拥有，并且认为更难被贿赂，并且更容易被惩罚。哈耶克认为，民主社会需要一个独立于所有阶层的“公正裁决者”精英集团，而讽刺的是，古雅典人使用奴隶实现了此目的。具体比如，雅典的斯基泰弓箭手（Scythian archers）： 古雅典雇佣了这群奴隶警察来维持集会秩序，他们有权逮捕公民或将干扰议事的公民驱逐出会场。以及雅典的公共奴隶： 他们担任政府档案管理员、铸币厂工人、银币鉴定员以及国家执行者（刽子手）。选择奴隶担任刽子手的宗教原因在于，奴隶是外人，其杀人的行为不会将神灵的愤怒引向公民群体（Rihll, 2011）。

历史上更有无数的例子表明，博得主人赏识的奴隶可以获得巨大的财富和权力，有时甚至可以影响帝国的命运。古罗马的“凯撒家臣”（familia Caesaris）就包含奴隶，有些这样出身的人可能拥有巨大的实际政治权力和财富。更别提著名的马穆鲁克和奥斯曼苏丹禁卫军了。朝鲜的李義旼（이의민），中国的伊尹、百里奚都是奴隶出身。这又应和了上面一点：被奴役的人其实是可以在依附体系中改变个人境遇的，历史上诸多奴隶制的实践是动态的。

中国古代的皇帝都喜欢提拔没有世家大族背景的“贤臣”、“孤臣”。同时科举制的阶级上升神话也强调“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寒门出贵子。毛泽东晚年也提拔了没有背景的王洪文。除了所谓”任人唯才“的叙事外，对于皇帝来说，任用一个一切权力都来源于自己的人，更能确保忠诚度。明代皇帝任用宫廷奴隶——宦官，更是这个奴隶制逻辑的完美例证。对于奴隶个人来说，比起起义推翻奴隶制，依附于主人获取更好的生活显然是更加理性的策略。而对皇帝来说，比起有根基的外人，任用一个已经“社会性死亡”（Patterson, 2018）的人也更加可靠。

这个权力运作的逻辑并不仅限于发展出国家机关和行政系统的复杂社会。即便在无国家社会，前奴隶也可以被吸纳入亲缘群体中，积极参与奴隶制运行。Snyder（2007）提到了一条历史记录：在十八世纪晚期，北美洲东北部的克里克人（Creek）的认同感是基于个人是否是亲缘和氏族中的成员，同时他们也经常吸纳有非洲血统的人进入部族。1788年三名黑奴从种植园逃走，并且投奔克里克人。他们被幸运地接纳为战士，并且在七周之后带领克里克人攻击了他们原先所在的种植园。然而，不同于现代人想象的是，他们没有”解放"他们的“黑人同胞”，而是杀了三名黑奴，又掠走奴役了六名黑奴。现在他们是克里克社会的专职掠奴者了。在这里，种族主义几乎不存在，个人在人身依附性光谱上的位置决定了个人的命运（Engerman, 2020）。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希塔拉会接受教育，并且普遍被当时社会接受。并且她在之后的剧情中（我没看，大概知道而已）可以在蒙古产生政治影响力。虽然是虚构剧情，但是这符合历史上的奴隶制实践。同时历史学家 Engerman（2020）也指出，从历史来看，奴隶制跟种族主义是既不充分又不必要的关系。希塔拉的波斯人身份并不一定意味着在蒙古帝国会被歧视。古典帝国的权力逻辑并不必须依据族裔身份运作。

结语

本文不是讨论动画的剧情是否符合历史，而是以奴隶制为切口，向大家介绍奴隶制在历史上呈现的诸多形式，并用这个“极端值”去理解绝大多数历史时期中人类社会政治权力运行的逻辑：

1. 个人的被奴役或自由程度取决于他们距权力中心或亲缘族群的距离。奴役的反面不是自由，是亲缘组织的庇护。

2. 奴隶作为“社会性死亡”的被边缘者，其命运全依附于其主人。而这反而让主人可以安心地对其“委以重任”。

当然，我并不是要为奴隶制蒙上一层温情脉脉的玫瑰色面纱，而是希望读者可以了解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和更多可能性。我们发现，奴隶制和人身依附背后的逻辑是跨文明、跨时空存在的。那么从社会科学的视角出发，这就是关于人类社会和行为的“普遍规律”。进入现代市民社会后，我们开始相信奴役的反面是自由，但是我们又总能看到历史的回响。这些回响也许不是新社会诞生后旧社会的残渣，而是人类互动的底层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