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对欧洲道路的反思与期待
于2026年马年春节假期读The Invention of Enterprise: Entrepreneurship from Ancient Mesopotamia to Modern Times 《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 与 The Power of Creative Destruction《创造性破坏的力量》有感
本文写作语言为中文，完全基于个人知识和见解创作，过后由ChatGPT翻译为英文，并由本人润色。
作者：曹格玮
2026年2月
辽宁，沈阳
核心观点：
1. 制度决定成败：激励结构决定了天才是“创造者”还是“剥削者”
社会中的聪明才智总是流向回报最高的地方。如果制度鼓励寻租、官僚主义或仅仅是财富再分配，天才就会变成“非生产性”的剥削者；只有当激励结构转向创新与生产时，企业家精神才能真正驱动经济增长。
2. 生产性创业是经济增长的引擎，而非仅仅是“分蛋糕”
面对住房不足或经济停滞，简单的再分配政策往往治标不治本。真正的繁荣源于“生产性”企业家精神——即通过新建房屋、研发技术来创造更多剩余，而非仅仅在现有资源中争夺份额。
3. 欧洲的警钟：别让“过度管制”扼杀了知识生产
虽然欧洲在保护人权和控制外部性方面全球领先，但对创新的过度警惕和去工业化倾向正在削弱其物质供应能力。要捍卫欧洲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必须重构支持生产与增长的社会环境，重新找回工业化的“实践知识”循环。
4. 拥抱“创造性破坏”，而非死守现状
经济进步必然伴随着旧事物的消亡。我们不应通过阻碍创新来寻求稳定，而应效仿“丹麦式”社会安全网，利用强大的市民社会和民主宪政体系来平衡“破坏”带来的社会成本，帮助劳动者在变局中实现转型。
5. 让“酷”的事情回归生产领域，吸引全球顶尖人才
在 AI 时代和地缘政治博弈中，真正的胜负手在于能否吸引并留住那些具备使命感的生产性人才。我们需要在文化和制度上重新定义成功，鼓励那些致力于解决现实物质问题、而非仅仅追求短期金融回报的创业活动。
正文
1. 富有争议的企业家角色：开创者还是剥削者？
企业家作为一种经济角色和社会角色总是富有争议的：有人认为企业家的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也有人认为企业家代表了混乱和剥削。熊彼特最早强调企业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同时我们又经常强调个体的企业家对社会的伤害和对政治不成比例的影响。日益增加的不平等以及民粹政治和个别热衷于此的企业家更加确认了这种印象。这种对危害我们个人自主性和自由的警惕又让很多人更倾向于支持再分配政策，而非信任企业家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最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在欧美的左翼思想中，有一种反增长和强调再分配的倾向。比如在讨论欧洲或者德国的住房不足问题时，左翼更加倾向于支持“占领空屋”运动，而非进一步增加房产供给。然而，显而易见的解决住房不足的方式就是新建房屋。在发达国家，私有土地产权、官僚主义规章制度和已经存在的社区居民往往是新建房屋的阻碍，而非房地产开发商。如何理解这种认知和现实的矛盾？以及如何让欧洲恢复增长与物质供给能力？
这种对企业家角色的矛盾认知其实反映了Joel Mokyr等人在The Invention of Enterprise中区分的非生产性（“占领空屋”）的企业家精神和生产性（“增加住房建设”）的企业家精神，见表1。前者强调如何再分配资源和剩余，而后者强调创造更多剩余，即便伴随着可能的剥削和外部性。在欧洲，尤其是德国，提及新技术和新发明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警惕创新的外部性，并且立刻展开管制。在捍卫人权和控制外部性上欧洲人具备极强的创造力和企业家精神，这也是欧洲最吸引人的地方，虽然这往往是介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之间的。对外部性的过度强调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欧洲的国际竞争力和其内部的物质供应能力。
Dan Wang在2025年的一个采访中指出，中国的崛起和对美国的优势在于其是一个“工程师”领导的国家，而美国是律师领导的国家。使用Joel Mokyr书中的框架，那就是说中国是生产性的企业家领导的国家，而美国是非生产性的企业家领导的国家，因而中国会最终超越美国。我个人完全不赞成Wang对于中国的理解，因为最著名的工程师国家——苏联——已经由于创新不足和经济停滞输掉了冷战，但是这种粗浅和过度抽象化的总结还是反映出了当今发达国家和民主社会面临的问题：生产性企业家精神的缺乏。为了让欧洲和民主社会重新恢复增长和活力，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企业家精神的意义，并且尝试在强调稳定的欧洲社会中重新建立支持创新创业的社会环境。
表1：The Invention of Enterprise 中对企业家的分类及我个人总结的相应创业活动的后果，原书第18章。
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将分享我阅读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作的收获与思考，以及将其应用到欧洲和德国的发展问题上。这不仅仅是关于欧洲本身的繁荣与增长，更是关乎于人道的资本主义模式究竟能否成功的问题。
2. 罗马帝国的衰亡以及生产性活动的衰亡：激励结构
在The Invention of Enterprise 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不是关于工业革命前后的企业家的故事，而是更加前现代的世界中的企业家活动。因为这些人类的早期活动近似于人类行为的“原型”（prototype）。在古希腊和罗马，主要的企业家形式是掠夺、征服和奴役，以及作为食利者和包税人进行寻租。这些活动的执行者往往极具创造力和冒险精神，同时这些行为也在当时的社会中被认为是具备德性的。在古典中国，职业的排序也是士农工商，经商行为也被主流社会认为是末流的活动。在古希腊罗马，经营和贸易也被委托给奴隶进行。可是，这些行为主要是榨取性的（extractive），正如Acemoglu在Why Nations Fall《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指出的那样。这类行为主要通过损害他人的利益来为自己创造财富。
当然在这些古典社会中，也存在生产性的企业家，不论是从事工坊生产经营还是贸易活动。古美索不达米亚的神庙使用奴隶和其他寻求庇护者作为劳动力进行剩余产品生产，更是早期的“国营企业”。James Scott在Against the Grain《作茧自缚》第五章中对此也有详细描述。The Invention of Enterprise第二章也描述了巴比伦的企业家。那么为什么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我们在伤害与剥削他人上的创造力是如此充沛，而在生产性活动上的创造力是如此匮乏呢？
The Invention of Enterprise 中引用了Douglass North的激励结构（incentive structure）作为解释。社会中总是具备一些富有创造性和冒险精神的人，而这些人会根据他们所处的环境选择从事的活动。这就是制度对于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当社会环境与文化更加鼓励掠夺和压榨他人，那么对应的技术和制度创新就会走向这个方向。当社会给与地产拥有者和食利者更多的尊重和权力时，精英和有才能的人就会将精力和资源投入这些方向。在现代社会中，如果成为公务员和银行家比成为企业家和科学家更有前途，那么人们就会自然地选择相应的职业发展路径。而从事这些行业的社会精英又会进一步为这些事业投入更多的资源。如果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更倾向于进入投资银行和政府机关，那么生产性企业家的匮乏也不足为奇了。杨小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过于强调资源的最优配置，而非如何创造更多资源。这种经济学问题意识的误置也可能影响了左翼知识分子的思维倾向，当社会精英们致力于从事财富的再分配，那么左翼也会以再分配政策作为反击。正如The Invention of Enterprise中第七章Joel Mokyr指出的，制度决定了人们的努力将导致财富的创造还是再分配。
The Invention of Enterprise第一章认为，罗马帝国的消亡和罗马城市文明的消亡恰恰是罗马这种反生产的文化与制度的结果。当寻租和对外掠夺取代了商业，成为了帝国财富的主要来源；当寡头政治和两极分化侵蚀了国内的市场，罗马帝国就走向了衰落。毕竟寻租往往只是腐败的经济学黑话。创造性地破坏战胜了创造性破坏（The creative destruction was dominated by the creativity in destruction.）。过度着重于利润丰厚但不生产经济剩余和物质财富的活动会掏空国家的实力。
此外，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矛盾是，奴隶制在古希腊罗马部分扮演了生产性部门的角色，而现代我们往往认为奴隶制是低效的。在古典世界，生产性活动的选择本就不多，而且这些活动往往被认为是不体面的。具备生产性的奴隶制往往也是最具剥削性的，如古罗马的银矿。而在不具备生产性的奴隶制中反而奴隶个人生活水平更高，如作为奢侈品的奴隶。奴隶制在古典帝国衰落中扮演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的考虑。我猜想剩余资源投入再生产的机会可能很重要。
最后，The Invention of Enterprise第一章提及，在古典时期最有利可图的三个领域分别是：包税制、承建公共工程与为宫廷、神庙和军队提供物资。这些领域也主要是依附于国家体制而存在的，而非是现代资本主义中的生产性创业。想一想现代政府项目和国防工业的招标、他们的承包商以及其中的腐败活动，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领域如此有利可图了。将这些领域作为国家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是短视的行为，因为这只会进一步侵占其他经济领域的资源。
学习历史是了解过去人类的行为，也是读取和分析人类在现代难以复刻的特殊环境下的社会行为数据。在本就缺乏生产性活动机会的条件下，如果在制度上也更加鼓励非生产性甚至是破坏性的企业家精神，可能会导致城邦和社会变得更加脆弱。现代欧洲的去工业化必须引起警惕，尤其是在地缘政治风险增加的时代。如果经营工厂还不如使用这块土地进行房地产投机有利可图，那谁又会去尝试做一位企业家呢？如果在激励结构上阻碍企业家从事生产性活动与创造性破坏，那么欧洲将无法培养和留住自己的生产性企业家。
我充分理解欧洲人对剥削和侵犯人权的敏感是基于过去惨痛的历史教训，但是这不代表生产活动要被放弃。这恰好引出下一节的主题：重新学习后发国家工业化经验对当前欧洲的重要性。
3. 重新吸取后发工业国家经验：将增长作为一种社会工程
一个现实是，欧洲在生产和科技创新领域已经落后于美国和中国。而这又导致欧洲的制度吸引力和价值观说服力在下降。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听到我的非欧盟公民朋友抱怨欧洲环保价值观的虚伪。第一次是一个台湾人，第二次是一个塞尔维亚人，他们都被德国清新的空气和美丽的自然景观所打动，但也都回想起了自己家乡的污染问题。他们都认为德国如此干净的自然环境是得益于将化工业和制造业转移到了欧盟以外的地方。这其实阻碍了欧洲人重视的绿色转型和包容性制度扩散，如果先进的欧洲工业企业都尝试逃避绿色转型和人权保护，那其他国家的工业企业又怎么可能为此努力呢？要实现欧洲的价值追求和政治目的，就必须重建强力的实体经济能力和创新能力。Acemoglu在Power and Progress中着重强调了引领技术创新方向的可能性与重要性。
在此背景下，我认为去工业化的欧洲相对于美国和中国重新处于了后发国家的位置。但这次欧洲的资源禀赋在于其人力资本和高人权的社会制度，这不同于以往后发国家工业化时的情况。欧洲有必要重新学习成功的后发国家的工业化经验以实现再工业化，同时这些知识也有助于欧洲进一步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在人力和资源都不及中美的情况下，欧洲相对于美国的一个优势在于其社会对政府干预的高接受度，而相对于中国的优势在于其更加自由和包容的社会环境。
The Invention of Enterprise与Philippe Aghion的The Power of Creative Destruction提及了后发国家，如普鲁士、法国和韩国作为的成功工业化经验。从企业家视角和创造性破坏角度上说，政府干预和管制未必会阻碍发展。欧盟福利国家的行政能力可以尝试被用于其他方面，并且积极地助力创新与经济增长。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The Invention of Enterprise中关于英国与早期普鲁士的工业化历程，德国人对此应该感到熟悉。英国（原书第八章）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历程恰恰是大规模基建工程，尤其是运河和铁路，与自由资本主义相结合推动的。这个过程和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的发展流程惊人地相似。都是规模性地兴建交通基础设施，同时伴随着最粗犷的自由资本主义竞争与高强度工作。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英国的民主制度，虽然在维多利亚时代这个制度还是非常具备排他性的。在此背景下，同英国拥有的广阔殖民地一起，英国的企业家们充分进行着创造性破坏，直到被美国与德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赶超。
The Invention of Enterprise中关于德国的第十章在叙述普鲁士早期工业化经历的部分也让我感到非常熟悉。1821年普鲁士制定了一项新制度：Preußische Gewerbeförderung。此项目主要针对进口机器，甚至通过走私和工业间谍的方式，之后有能力的技术工人会对这些机器，尤其是英国机床展开模仿。从19世纪70年代起，德国经济出现了产能过剩问题。出口倾销成为了换取国内和平的手段，同时也给绝大多数企业家创造了机会。由于德国的保护主义和有限的国内市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被引向了降低成本。在此背景下，德国的企业家们也实现了成功的创新活动。这个过程类似于中国工业的技术进步过程，同时在中国的理工科毕业生中也的确盛行普鲁士式的工程师文化，他们所接受的学术训练也非常适合逆向工程研究。当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中国和普鲁士诸多的不同之处。
Philippe Aghion的The Power of Creative Destruction中也提到了韩国的产业政策在其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如果韩国在二战后依照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发展，那么其只能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农业国。虽然韩国的财阀在日后阻碍了其企业家进行创造性破坏活动，但其在工业化中的角色也不可忽视。日本财阀在二战前日本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也同样不容小觑，The Invention of Enterprise第十七章探究了这个问题。明治日本作为亚洲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在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中享有极高的认可度。
以上这些后发国家工业化过程也都伴随着毁灭和人道主义灾难，这也是欧美左翼知识分子大多对其持批判态度的原因。但是，如果要维持欧洲的社会活力和创新能力，并且推广被认为是善的社会价值，那么欧洲必须维持其生产能力，不论是在物质上的还是在知识上的。去工业化的一大问题就在于其可能破坏了Joel Mokyr在2025年的Nobel Prize Lecture上提到的两种知识的正反馈循环。命题性知识（propositional knowledge）作为理论知识与规范性知识（prescriptive knowledge）作为实践知识互相促进。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常常会忘记真实经济活动中的摩擦：实践知识如果缺乏实际操作会被遗忘。我怀疑欧洲的去工业化与老龄化会破坏这个正反馈循环。Volkswagen Foundation在2025年出具的一份关于学术自由的评估报告认为，欧盟国家相比于中美有更高的学术自由指数。然而，目前新技术的发明与制造却集中于这两个国家，而非欧盟。德国的诸多“隐形冠军”在汽车工业萎缩的背景下是否能继续维持也是一个问题。这种学术自由——理论知识生产，与高科技工业实践——实践知识生产的脱节也许可以用两种知识正反馈循环的缺失去解释。
最后，我们从以上后发国家工业化经验中能学到的是：有计划的保护主义是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亚洲的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尤其受益于此，而中国作为其邻居不可能不对此注意。不管是哈耶克在The Road to Serfdom 《通往奴役之路》的最后几章谈及的国际自由贸易体系，还是在The Power of Creative Destruction第十三章中提及的全球化冲击，容纳谁进入国际贸易体系永远不是无条件的。Philippe Aghion也承认，在面对具有倾销倾向的贸易伙伴时，保护主义也是一个可选项。在讨论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政策时，我们不能忘记，不同要素之间的流动性本就天差地别，比如资本和劳动。大概只有美国的无证移民和经济学博士生具备经济学理论中那种超高的流动性吧。同时，不同国家的内部政治决策过程和社会结构也不同，不能天真地以为其他国家的公民和政府也如同欧盟的一样。
回到企业家精神的问题上，企业家和企业以盈利为唯一目的并不是历史事实，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一种经济学文化构建。在我们当代做出开创性贡献的企业家，如马斯克、乔布斯，都有盈利以外的追求，当然马斯克的问题是他的政治追求过于反社会了。Joel Mokyr（2006，The Invention of Enterprise第七章）发现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发明家和工业家获得的回报率未必高于商人。我猜想，恰恰是新自由主义这种不负责任的价值观进一步催化了生产性企业家精神的流失（这是一个技术上具备可证伪性的论断）。欧洲必须在制度上和文化上回归一种支持增长和生产的政策，以便支持企业家的创业和创新。在大众文化上，这涉及到什么是“酷”的事情。民族主义在19和20世纪初充当了这个角色，在欧洲已经充分认识到其潜在破坏性的基础上，重建一种以普世价值和人权为基础的创业环境非常重要。美国目前的政治混乱和人权状况下降对欧洲是一个机会，如何吸引并且留住具备企业家精神的人才至关重要。同时欧洲也应当注意到，过度的国际主义并不一定利于欧洲的创新。虽然特朗普总统反科学，但是他并不反对硅谷和商业发展。留住生产理论知识（propositional knowledge）的科学家并不代表这些研究成果的商业转化会发生在欧洲。
4. 平衡创造性破坏的成本：欧洲路径的重要性
在最后一节，我将回到一开始的关于创造性破坏中对于破坏的关注，以及对于掠夺性企业家的警惕。据我观察，这也是德国人面对新技术首先会想到的问题。如上所述，适当的激励结构和制度设计可以引导具备企业家精神和勇气的个体从事生产性的创新活动。而对于创造性破坏中破坏部分的控制在The Power of Creative Destruction中也有充分的讨论。Philippe Aghion在2025年12月发表在Project Syndicate上的专栏文章也指出，丹麦式的社会安全网更能帮助社会稳定地度过危机。欧洲在此方面比美国和中国都有优势。然而，欧洲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The Power of Creative Destruction中第八章提出的跳过工业化阶段直接进入服务业驱动经济的可能性在当前的地缘政治条件下可能存在问题。书中以印度作为以服务业发展驱动的例子。然而，印度人的物质生活水准和城市卫生条件仍然很低。这些方面的提高需要现实的物质生产来支持。从GDP数据上看到的发展并不能完全代表实际生活体验的提高。尤其是在不发达国家，物质财富对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是明显高于服务业的。中国现政府一部分合法性来源就在于其宣称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的物质财富。
如果欧洲的再工业化和创新发展如果仍然以服务业为主导，可能无法恢复两种知识体系的正反馈创新循环。中国目前主要城市的物质生产能力以及商品丰富程度远远超出了欧洲的任何地方，尤其是对于城市无产者与城市中产阶层的生活体验来说。我认为，提高欧洲的吸引力与竞争力要求欧洲能提供一种兼具工业化和控制其外部性的发展计划。这是真正需要企业家精神的地方。
同时，Philippe Aghion关于失业工人培训的计划仍有一点必须注意：欧洲和德国正处于老龄化过程中。随着主体劳动者群体年龄的增加，他们的学习能力在退化。即便提供了充分培训和就业机会，他们也未必能恢复原先的收入水平。在民主社会中，这将成为反对创造性破坏的力量。美国的铁锈地带和前民主德国地区就是生动的例子。
同时AI正在减少入门级岗位的需求，这对于本就不多的欧洲年轻劳动力也不是一个好消息。过多地强调管制和保护将阻碍发生在欧洲的创业活动，从而极大地减少招工数量。此时The Power of Creative Destruction中第十五章中谈及的市民社会的功能至关重要。也许去除一些政府管制和保护带来的潜在问题可以由更加积极的市民社会和民主行动解决。有工作的人和没有工作的人的矛盾将撕裂社会，并且危及辛苦建立起来的劳动保护制度。阿根廷的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劳动保护与工会双轨制就是前车之鉴。只有通过广泛的民主合作和公民沟通才能弥合这种矛盾。这也适用于在德国拥有长期租房合同与需要时常搬家的年轻人之间的矛盾。
最后，部分左翼认为劳动剥削和创业活动是紧密相连的，在历史上我们也总是能观察到这种相关性，毕竟失业的人当然不会抱怨他们被资本家剥削了。欧洲已然在减少劳动剥削、维护人权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现在的问题是支持创业活动以创造更多工作岗位，并且让欧洲保持创新能力。这比一般基本收入（UBI）更具财政可持续性。社会保障和劳动保护制度的建立不论在英国还是欧洲大陆，都是劳动者自主行动带来的结果。我们需要的不是依靠既成官僚体系积极干预，而是依靠宪政体系（The Power of Creative Destruction中第十五章）对劳资博弈进行调节。这既可以增强市民社会和民主制度的活力，也可以减少政府对创新活动的干预和阻挠。
总而言之，当前的欧盟与德国需要更多的企业家精神和创业活动去解决目前的社会问题。去增长和去工业化绝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虽然经济学家时常尝试通过资源的配置和再分配解决社会问题，但是亚当斯密提醒我们，推动社会分工和创造更多财富才是经济学原本的目标。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也重新把重点放在了难以数学建模的企业家创新活动上，这都提醒我们，创造力和创新才是当下我们应当追求的目标。如果欧洲人想捍卫自己的价值以及生活方式，那么必须提高他们的创造性以及生产性的企业家精神。
拓展阅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GFJUV7nQIE